作為理解上一年并把脈中國新一年發展路徑的重要文件，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依然如大多數人所預期，繼續以“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為主基調。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風云突變的國際環境和新的國內發展形勢下，“穩”和“進”都有了更為明確、精準的指向。

領會“穩”的要旨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用了25個“穩”字，強調了2022年經濟工作的取向。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穩”字出現的頻率則達到了76次?！胺€”字數量翻倍，意味著形勢更為嚴峻，挑戰更為艱巨，要想實現穩增長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從外部看，全球經濟復蘇進入瓶頸階段，疫情反復擾動，政治格局動蕩，俄烏沖突局勢晦暗不明，宏觀杠桿率不斷抬升，美國加息在即，國際貨幣政策進入緊縮期。從內部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也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出口驅動邊際走弱，消費動力不足，市場需求全面放緩，制造業受到沖擊，中小企業生存困難，房地產風險及傳導效應顯著。因此，在2021年經濟復蘇高基數效應及疊加多種下行壓力和擾動風險的情況下，無論從發展的首要目標還是各項細分發展目標上看，“穩”都必須是一條不可突破的底線。

為什么是5.5%左右

每年全國兩會，GDP增速目標都是最受關注的經濟指標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這一目標確定在5.5%左右。

在回答為什么是5.5%左右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當前的形勢下，為什么要設定具體的數字目標？

在2013年到2014年期間，國內經濟界曾經有過一次“破‘唯GDP數字論’”的大討論，有聲音支持放棄每年制定具體的經濟增長數字。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疊加當年疫情壓力，2020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及具體的GDP增速目標，引發了多方關注。

同樣是依然處于疫情不確定的陰云之下，內外部環境也依舊復雜多變。為什么今年還是要設定具體的GDP增速目標呢？答案很簡單，那就是——避免GDP失速。

首先從長期規劃的要求來看，按照“十四五”規劃的目標折算，年度近5%左右的GDP增速是必須達到的?！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到2035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彪m然關于“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國際上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但從統計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發達國家人均GDP的中位數，設定為我們要追求的“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從目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等四個國際機構的標準平均值來看，發達國家人均GDP的中位數大約為2.45萬美元。對照來看，2019年我國的人均GDP為10262美元，還不到發達國家人均GDP中位數的一半?；诖?，按照學術界研究團隊的測算，要想實現“十四五”和到2035年經濟發展目標，未來15年里，我國的年均GDP增長速度需要達到4.8%左右。

而過去兩年，受疫情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速已經出現了回落，兩年平均增長為5.1%。在可預期的未來時間里，按照經濟學規律，越發龐大的經濟體其經濟增長速度很難有再向上提升到新高的可能。綜合這些因素，將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5.5%左右，目前看是能夠與長遠的目標規劃相適應的，是科學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在國內外復雜形勢疊加下，具體GDP增長目標的設定，也是凝聚共識、增強信心的“定海神針”。2020年，中國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2021年繼續突破了114萬億元，對于GDP總量超100萬億元的經濟體而言，GDP目標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作為必要的宏觀調控基礎，GDP目標意味著經濟體對于世界一個重要的發展承諾，一旦缺失，各方對于該經濟體的預期將會莫衷一是、產生雜音，經濟體的吸引力也將會有所折扣，對經濟體穩定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對內來看，GDP增長目標的設定也是當前形勢下對于國內各方的一根約束紅線。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能否順利實現新舊動能轉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前提就是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在當前宏觀杠桿率、地方政府隱性債仍然高懸的形勢下，以具體的數字目標立下flag,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速，也就意味著為去杠桿鋪平緩沖區。

穩增長的宏觀政策空間還有多大？

對于宏觀政策，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總體要求是“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宏觀政策有空間有手段，要強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較之此前2021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的表述，在大基調上保持了政策的延續性。

宏觀政策依然彈性可用的背后，是有現實依據作為支撐的。近兩年，我國經濟雖然復蘇態勢趨緩，生產端需求側均面臨調整壓力。不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疫情防控得力有效，貨幣政策在全球也表現優秀，持續貿易順差使人民幣積累了較大升值空間，且CPI和PPI預計運行在適宜范圍?；诖?，可以肯定的是，我國貨幣政策仍具備一定靈活調整空間。

考慮到國際貨幣政策轉向，平滑一、二季度以及防風險等因素，對于以“穩增長”為核心的宏觀政策適度提前的具體舉措，一些建議是：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穩定增長；統籌控制房地產市場信貸規模，放緩流動性節奏；集中進行風險管理，重點控制地方債務違約率。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結合，調控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節奏，加大重點領域與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科創企業、中小微企業、重大基建項目等重點領域的投資；將政策調控周期放長遠，繼續深化改革，進行產業結構性調整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聯儲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加大了新興市場和其他發達經濟體面臨的風險，加上俄烏沖突，對于這些外部風險，中國需要作出前瞻的預判和預案。

美國高通脹壓力已達頂峰，其貨幣政策轉向已成定局，加上俄烏沖突將進一步推升大宗商品價格，無疑將加速貨幣緊縮周期的到來。歷史上的加息周期中，主要新興市場均受到較大沖擊，尤其是部分短期外債占比較高的國家，資本外流壓力加大。中國經濟尚未完全恢復，若不進行適當政策調整，中美周期錯位背景下，我國將迎來內外雙重沖擊。

加息對中國市場的影響主要取決于我國經濟基本面和宏觀政策。目前，中國已經預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間用于應對突發事件，且能夠進行靈活調整，緩沖經濟和市場下行壓力。但有空間并不意味著“一定行”，未來我國需要做到的是：堅持貨幣政策“以我為主”，根據經濟形勢靈活調整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節奏和重點；精準發力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引導信貸結構穩步優化；發揮利率自律機制作用，有力推動降低綜合金融成本。

抓好“進”的關鍵

我們都知道，自行車一定要走，一旦停下就會倒下。用這個生活中的簡單道理來理解中國經濟“以質帶速”的新常態，對于已經連續11年作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基調的“穩中求進”的重要性，也就無須用太多語言解釋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外部氣候環境不佳、路況發生變化、上下坡崎嶇復雜的時候，我們是否能隨時調整出適合新狀況的自行車駕駛的新方式，使其保證穩步向前的節奏和動能？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圍繞“穩中求進”之“進”的所有表述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圍繞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作出一系列表述。比起護航經濟基本面的貨幣、財政政策，以及對于著眼于中短期的“三駕馬車”拉動政策與對于重點行業的引導政策，著眼于源頭突破堵點的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的一系列部署才是推動走向高質量發展靶向性更強的制度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說，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關鍵在于結構性地做好激發創新活力的一攬子制度安排。政府工作報告正是給出了這樣的一整套“組合拳”——從宏觀到微觀，從核心到外延，從當下到未來，從財力、人力、物力和智力等方面都作出了統籌性的安排。

“組合拳”之夯實根基

從強化基礎創新能力建設上來看，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體現了政策發力精準度的提升。延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尊重規律、注重“效能”是提出的相關政策方向的核心亮點。

首先，從產業支持方向的引導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與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大幅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提高制造業貸款比重相比，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政策引導的力度表達得更加直接，政策引導定位也較以往有所前移，明確提出“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這一表述，將引導金融業針對制造業創新的特點，精準地進行制度創新和金融工具創新，不斷開發金融產品、持續優化融資成本，最終支持中國制造業的創新與高質量發展。

創新不同于傳統的工作，具有周期長、不確定性大、失敗率高的規律性特點。從宏觀環境來看，需要以金融政策的穩定性和連貫性，保證制度變革及作用機制與創新的規律相匹配，才能充分從本質上激發創新的動力和活力。作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激發制造業的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迫在眉睫。而實質性、突破性甚至顛覆性的科技創新絕非一日之功，需要中長期資本的大力支持。支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特別是加大高技術制造業中長期融資，一直以來都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

其次是支撐基礎創新的人才建設方面，從智力資源供給側來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推進科研院所改革，改進重大科技項目立項和管理方式”體現了科研管理制度供給“放管服”改革的進一步優化，讓科研人員從“束手束腳”變成“放開手腳”，進一步將創新向起點前移，從源頭上激發前沿性創新的活力。

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為制度優化提供了方向的指引，下一步重點在于落實，需要政府管理部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研究團隊、研究個體等多個層次形成合力，綜合推進。其中，對于相關政府管理部門而言，建議全面梳理和更新科研需求，讓推動的規定和標準可行可用，讓落地的制度安排真正尊重科研工作者的勞動付出和勞動價值。

“組合拳”之盤活生態

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創新活力的激發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壯大實體經濟的核心。激發創新效能，壯大實體經濟，還需要傾力培育創新主體，打造和諧共生的創新生態。從優化創新生態這一方面看，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體現了為微觀經濟主體減負的更進一步決心。

2017年之前，科技型中小企業與其他企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重一致，均為50%。為進一步激勵中小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支持科技創新，2017年財稅部門發文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至75%。

今年的政策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實施力度，將科技型中小企業加計扣除比例從75%提高到100%，這意味著，如果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至100%，那么100萬元研發費用將可享受200萬元的稅前扣除額，稅基比之前多扣除25萬元，也就是這些企業需要繳納的稅變少了。創新普惠的政策力度更大，目標也更清晰明確，且以“松”促“進”，也是延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施政中“先立”的科學指引精神。在疫情與國際環境突變的雙重沖擊下，對于當下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說，需要紓困和創新兩手抓，在應對短期危機的同時更著眼于企業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才能真正暢通中小企業發展的“梗阻”。

“組合拳”之聚焦前沿

相較往年，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于數字經濟著墨較多，且新增智慧城市、數字鄉村等的表述，可以理解為更加聚焦壯大前沿類的實體經濟。

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5G規?；瘧?，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培育壯大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提升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重視數字經濟，體現了對于當前全球要素資源重組、全球經濟結構重塑、全球競爭格局重構的深刻認知。作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中樞系統，發展數字經濟對于發展和壯大實體經濟具有5個方面的重大意義：一是有利于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進行綠色轉型，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減碳新路徑；二是有利于提升國家創新能力；三是有利于拓展培育新業態和經濟新增長點；四是有利于催生新商業模式促進消費升級；五是有利于改變就業模式、提高生產效率和通過靈活就業提升就業率。

對于我國來說，發展數字經濟的核心在于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讓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產生、發展、壯大出一批領先的新型實體企業，最終引領、服務和帶動實體經濟發展。政府工作報告從基礎設施、重點行業、治理體系等方面對數字經濟的建設及發展已經提出了明確安排，下一步要從數字經濟治理、數字經濟支持政策和反壟斷三個方面，多舉措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

“組合拳”之引活水

此前已經被反復提及的全面注冊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毫無懸念地被再次“官宣”。

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長期之道，注冊制對于激活科創內生動力、優化創新生態、增強中國市場全球吸引力以及凈化市場、防范金融風險等方面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應當是如何在平衡“穩”和“進”的關系中，實現注冊制的全覆蓋。

必須承認，在注冊制改革過程中，的確出現了一些可以優化的情況：一是在注冊制下，市場定價分化，交易機制革新，存在著“炒小”“炒差”的現象，以及放量交易帶來的股市波動；二是市場流動性不足，投資者持倉趨同，多數中小市值股票市場成交量持續走低；三是退市率與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差距很大；四是企業創新屬性不強，存在著資質差的企業“帶病闖關”的現象，終止上市的企業數量大幅提高，IPO“堰塞湖現象”再現；五是中介機構“看門人”職責履行不到位，專業能力無法與時俱進，執業質量無法保障，無法與注冊制的發行制度要求完成銜接，導致大量發行材料被撤回。

因此，在接下來“穩”“進”兼顧全面推行注冊制的過程中，應基于以上問題的分析應對，將全面注冊制置于“資本市場二次重建”的高度來全面審視、安排、推進：向內，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作用，提高企業上市效率；全面提升監管科技和行業金融科技發展水平，重塑監管生態，在防范風險的同時，做好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完善退市制度、實施T+0交易機制、完善投資者保護機制等配套制度的建設；加大資本市場權益類產品供給與創新，推動中長期資金入市。向外，放開外資入境比例限制，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

變局之下，科技創新是關鍵變量，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增量。期待在尊重規律、敬畏市場的科學精神引領下，來自制度供給的長期穩定效能能夠真正助力中國經濟找到創新轉型發展的最優解。

（作者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

把握好“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主基調